2023年專題
從北上廣深到偏遠鄉鎮,從黎明到黃昏,似乎只要有廣場,就有廣場舞當仁不讓。歡快的節奏中,全國每天都有千百萬群眾在城鄉各地舞動身姿,開心歡跳,展現著人民群眾追求新時代美好生活的精神風貌。備受群眾喜愛、深植群眾沃土的廣場舞,以其簡單易學、健康身心、豐富多樣,以及場地限制小、集體參與感強等特點而風靡全國,甚至一度登上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在國際舞臺展現國人風姿。廣場舞業已成為我國影響力極大、群眾認可度極高、參與人數極多、覆蓋地域極廣的群眾文化活動之一。
若論及廣場舞的“前世今生”,“廣場舞”一詞被大眾普遍接受和廣泛使用始于21世紀初,但它的產生并非憑空而來。無論是遠古先民的聯袂踏歌而舞,還是夏代的《韶》、商代的《大濩》等祭祀天地、先祖的大型集體樂舞,均為露天公共場所表演的集體舞蹈。尤其至今仍存留于田間地頭、山野廟宇的漢族秧歌、藏族鍋莊、土家族擺手舞等非遺保護視閾中的傳統民間舞蹈與廣場舞關聯緊密,且都是由非專業人士表演的,具有開放性、自娛性、群體性、廣泛性的舞蹈活動。廣場舞也因此被一些專家認為是當代的“城市民間舞”。或許正因兩者間的內在關聯性,廣大群眾自發地在廣場舞中傳承和傳播著各地的民間舞蹈,并由此呈現出互融與共生的勢態。以2023年全國廣場舞大會啟動儀式中的表演為例,全國各大片區精選7支舞隊登臺獻演,其中6支隊伍均采用了民間舞蹈的動作元素。譬如,貴州貴陽片區的《錦繡家園》運用了極具民族風情的苗族蘆笙舞;山東威海片區的《漁家秧歌》延續了榮成漁家秧歌“扭腰”“腳擰”的動作特征;湖南郴州片區的《三月三·醉畬鄉》則是廣場舞隊深入汝城畬家村寨,挖掘、整理、創作的畬族廣場舞。
從各地廣場舞的動作構成看,與健身操、啦啦操等操化動作類廣場舞相比,舞蹈類廣場舞占據著主導地位,其中又以民間舞動作的比重最大。這些舞蹈動作大多并非直接源于傳統民間舞蹈,而是教學民間舞或是舞臺民間舞的簡化版,即經過了傳統舞蹈類非遺——教學民間舞、舞臺民間舞——廣場舞的過程。鑒于民間舞教學內容有限,主要集中于漢族、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朝鮮族等幾個民族,舞臺民間舞也只聚焦于可舞性、可觀性強的舞種,因此若僅僅以此為樣本,廣場舞的發展勢必遭遇當前同質化、趨同性的困境。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廣場舞與傳統民間舞蹈并不是舞臺表演藝術,而是源于群眾、服務于群眾的自發性、自娛性舞蹈活動。藝術家的創作被民眾所接受,無疑將對廣場舞的藝術性起到促進和提升,但廣場舞不是舞蹈家的舞蹈,而是老百姓的舞蹈。一味地專業化、舞臺化走向或使廣場舞偏離群眾舞蹈原本的自然之美、簡易之美、淳樸之美,而這正是我國當代舞蹈藝術奠基人戴愛蓮生前傾力推行“人人跳”的初衷。根據鄭慧慧的采訪實錄筆記,這位求學于英國皇家芭蕾舞學校,又師從多位現代舞大師的舞蹈家,在深入邊疆地區考察民間舞時,驚嘆于它們的“純真、樸實、自然、流暢”,認為它們“沒有一點造作的表現,讓人一看就想跳,一跳就會,完全是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美極了!”20世紀40年代,她提出將民間舞蹈搬上舞臺是發展中國舞蹈的第一步,與此同時,還要使舞蹈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為實踐這一理想,她將簡單易學又保留民族特色的廣場性民間舞帶到城市進行推廣,讓人民“為娛樂自己而舞”。今天看來,戴愛蓮先生這一前瞻性的做法,既是對傳統舞蹈類非遺的弘揚,又對廣場舞的發展有所啟示。
近年來,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宣傳活動的普及令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傳統舞蹈的價值,廣場舞也由追求身心健康,向著關注藝術性,再到傳承傳統舞蹈文化的多個目標發展。尤其在一些傳統民間舞蹈積淀豐厚的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廣場舞已逐步發展為傳承、推廣、普及傳統民間舞蹈的重要陣地。這一現象對于傳統舞蹈類非遺的保護而言無疑意義重大。我國的傳統舞蹈類非遺主要保存于鄉村,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特別是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的居住地、生產生活方式,以及人的關系等傳統舞蹈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發生改變,尤其“人”的缺失已經成為傳統舞蹈類非遺昨存今佚的重要原因。
在傳統舞蹈類非遺日益僵化、消亡的嚴峻形勢下,唯有回歸民眾生活,才能融入時代氣息,重獲勃勃生機,而廣場舞為傳統舞蹈類非遺的活態保護提供了新的思路,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舞蹈文化開拓出新的路徑。與此同時,廣場舞與傳統舞蹈類非遺的互動與融合,也使廣場舞因結合地域、民族文化特色,挖掘利用優秀舞蹈文化資源而展現出多樣的文化風景,并為進入城市的不同文化群體提供著身份的歸屬感和文化的認同感,從而實現廣場舞的文化惠民、文化樂民、文化育民功能。這也終將達成戴愛蓮先生生前未能實現的夙愿:將人民的舞蹈還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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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上廣深到偏遠鄉鎮,從黎明到黃昏,似乎只要有廣場,就有廣場舞當仁不讓。歡快的節奏中,全國每天都有千百萬群眾在城鄉各地舞動身姿,開心歡跳,展現著人民群眾追求新時代美好生活的精神風貌。備受群眾喜愛、深植群眾沃土的廣場舞,以其簡單易學、健康身心、豐富多樣,以及場地限制小、集體參與感強等特點而風靡全國,甚至一度登上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在國際舞臺展現國人風姿。廣場舞業已成為我國影響力極大、群眾認可度極高、參與人數極多、覆蓋地域極廣的群眾文化活動之一。
若論及廣場舞的“前世今生”,“廣場舞”一詞被大眾普遍接受和廣泛使用始于21世紀初,但它的產生并非憑空而來。無論是遠古先民的聯袂踏歌而舞,還是夏代的《韶》、商代的《大濩》等祭祀天地、先祖的大型集體樂舞,均為露天公共場所表演的集體舞蹈。尤其至今仍存留于田間地頭、山野廟宇的漢族秧歌、藏族鍋莊、土家族擺手舞等非遺保護視閾中的傳統民間舞蹈與廣場舞關聯緊密,且都是由非專業人士表演的,具有開放性、自娛性、群體性、廣泛性的舞蹈活動。廣場舞也因此被一些專家認為是當代的“城市民間舞”。或許正因兩者間的內在關聯性,廣大群眾自發地在廣場舞中傳承和傳播著各地的民間舞蹈,并由此呈現出互融與共生的勢態。以2023年全國廣場舞大會啟動儀式中的表演為例,全國各大片區精選7支舞隊登臺獻演,其中6支隊伍均采用了民間舞蹈的動作元素。譬如,貴州貴陽片區的《錦繡家園》運用了極具民族風情的苗族蘆笙舞;山東威海片區的《漁家秧歌》延續了榮成漁家秧歌“扭腰”“腳擰”的動作特征;湖南郴州片區的《三月三·醉畬鄉》則是廣場舞隊深入汝城畬家村寨,挖掘、整理、創作的畬族廣場舞。
從各地廣場舞的動作構成看,與健身操、啦啦操等操化動作類廣場舞相比,舞蹈類廣場舞占據著主導地位,其中又以民間舞動作的比重最大。這些舞蹈動作大多并非直接源于傳統民間舞蹈,而是教學民間舞或是舞臺民間舞的簡化版,即經過了傳統舞蹈類非遺——教學民間舞、舞臺民間舞——廣場舞的過程。鑒于民間舞教學內容有限,主要集中于漢族、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朝鮮族等幾個民族,舞臺民間舞也只聚焦于可舞性、可觀性強的舞種,因此若僅僅以此為樣本,廣場舞的發展勢必遭遇當前同質化、趨同性的困境。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廣場舞與傳統民間舞蹈并不是舞臺表演藝術,而是源于群眾、服務于群眾的自發性、自娛性舞蹈活動。藝術家的創作被民眾所接受,無疑將對廣場舞的藝術性起到促進和提升,但廣場舞不是舞蹈家的舞蹈,而是老百姓的舞蹈。一味地專業化、舞臺化走向或使廣場舞偏離群眾舞蹈原本的自然之美、簡易之美、淳樸之美,而這正是我國當代舞蹈藝術奠基人戴愛蓮生前傾力推行“人人跳”的初衷。根據鄭慧慧的采訪實錄筆記,這位求學于英國皇家芭蕾舞學校,又師從多位現代舞大師的舞蹈家,在深入邊疆地區考察民間舞時,驚嘆于它們的“純真、樸實、自然、流暢”,認為它們“沒有一點造作的表現,讓人一看就想跳,一跳就會,完全是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美極了!”20世紀40年代,她提出將民間舞蹈搬上舞臺是發展中國舞蹈的第一步,與此同時,還要使舞蹈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為實踐這一理想,她將簡單易學又保留民族特色的廣場性民間舞帶到城市進行推廣,讓人民“為娛樂自己而舞”。今天看來,戴愛蓮先生這一前瞻性的做法,既是對傳統舞蹈類非遺的弘揚,又對廣場舞的發展有所啟示。
近年來,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宣傳活動的普及令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傳統舞蹈的價值,廣場舞也由追求身心健康,向著關注藝術性,再到傳承傳統舞蹈文化的多個目標發展。尤其在一些傳統民間舞蹈積淀豐厚的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廣場舞已逐步發展為傳承、推廣、普及傳統民間舞蹈的重要陣地。這一現象對于傳統舞蹈類非遺的保護而言無疑意義重大。我國的傳統舞蹈類非遺主要保存于鄉村,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特別是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的居住地、生產生活方式,以及人的關系等傳統舞蹈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發生改變,尤其“人”的缺失已經成為傳統舞蹈類非遺昨存今佚的重要原因。
在傳統舞蹈類非遺日益僵化、消亡的嚴峻形勢下,唯有回歸民眾生活,才能融入時代氣息,重獲勃勃生機,而廣場舞為傳統舞蹈類非遺的活態保護提供了新的思路,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舞蹈文化開拓出新的路徑。與此同時,廣場舞與傳統舞蹈類非遺的互動與融合,也使廣場舞因結合地域、民族文化特色,挖掘利用優秀舞蹈文化資源而展現出多樣的文化風景,并為進入城市的不同文化群體提供著身份的歸屬感和文化的認同感,從而實現廣場舞的文化惠民、文化樂民、文化育民功能。這也終將達成戴愛蓮先生生前未能實現的夙愿:將人民的舞蹈還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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