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用死囚器官不會造成短缺（民生三問）
去年，我國八成以上的器官來自自愿捐獻
去年，我國八成以上的器官來自自愿捐獻
更新時間：2015-1-28 8:48:03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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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宋嵩
1月1日起，我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來源。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要求，全國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就此新舉措，記者日前采訪了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
——編者
一問 全面停用有必要嗎
法律規定，器官移植必須有符合倫理學的來源
中國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國，僅次于美國。但是，一段時期以來，中國公民自愿捐獻器官數量較低，死囚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
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認為，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剝奪其捐獻器官的權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獻器官贖罪，應該鼓勵。但問題在于，當前我們采用的“由地方司法部門與移植醫院獲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司法分配器官，突破了社會公平公正的底線；醫院摘取死囚器官的方式與環境，違背了醫學的高尚性與純潔性。讓敬畏生命的“白衣天使”游走在“灰色地帶”，不利于醫生的職業道德建設。所以，必須改變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
死刑犯在被囚禁的情況下，較難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器官移植發展過程中，都有過使用死囚器官的歷史；后來，這些國家一旦建立了公民自愿捐獻體系，也就禁止了死囚器官的使用。
我國法律規定，器官移植必須有符合倫理學的來源，器官必須來自無償捐獻者的愛心，必須保證公平、公開、透明和可溯源。
但是，由于以往缺乏公民自愿捐獻體系，導致了器官來源不明、非法器官買賣、器官移植旅游等亂象的叢生。
經過不懈努力，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公開透明的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制度框架。
2014年，中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取得重大突破，實現近1700例捐獻，成功完成了5000個大器官移植。加上親體捐獻，2014年我國80％以上的器官來自公民自愿捐獻（包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獻和直系親屬活體捐獻）。
二問 停用了，沒人捐獻咋辦
調查顯示，公民捐獻意愿并不低，器官移植量反而可能大增
黃潔夫認為，器官短缺是全球都面臨的難題。但是，我國移植事業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缺乏一個完善的、依法管理的國家捐獻與移植體系。不能推卸責任，將落后的管理體制造成的問題，歸結到傳統文化上去。
他說，解決器官供體短缺的問題，只有通過適當的途徑，才能真正實現。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獻的器官與死囚器官混在一起，公民的捐獻意愿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告別死囚器官依賴，不僅不會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會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獻器官。
去年八成以上器官來自自愿捐獻，這表明器官移植依賴死囚的局面已經打破。
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國的器官移植量還有可能大大增加。
據廣州、武漢等地的隨機民眾調查顯示，有34%的民眾有意愿捐獻器官。這一比例在英國，也只有45%。
目前，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中國每年約有30萬人具有器官移植指征，可以通過移植手術來挽救生命。但目前，我國每年僅有1萬余名患者能接受移植手術，供需比是1∶30，許多患者因等不到供體抱憾而終。
黃潔夫說，這只是理論上的推算，并不符合實際情況。
他認為，器官移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無法進行移植不都是因為缺少供體。移植手術價格昂貴，我國醫保暫時沒有覆蓋，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夠支付移植手術和術后維護的醫療費用，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經濟原因放棄手術。
另外，器官移植技術復雜，我國能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只有幾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只有169家。
黃潔夫表示，美國有300多家移植醫院和中心，每年開展約2.5萬例器官移植。中國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萬人，即使只有1‰的捐獻，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獻3個器官計算，可以進行1.8萬例移植手術。
未來3到5年，中國有望以無可爭辯的倫理學標準，成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國。
三問 以“心死亡”還是“腦死亡”為準
制定3類標準，并獨創心腦雙死亡標準
黃潔夫介紹，按世界上公認的倫理學原則，器官捐獻模式在選擇上存在先后順序，依次為腦死亡捐獻、心死亡捐獻、親屬活體捐獻、非親屬活體捐獻。應該說，腦死亡是最科學的死亡判定標準，我國于2003年發表了中國“腦死亡”判斷標準和建議判定死亡的程序。
但是，由于中國的文化傳統，人們對“腦死亡”的認識還有一個過程，應尊重這樣的現實國情。所以在試點中，“心死亡”和“腦死亡”兩套標準同時存在，即公眾可以自主自愿選擇死亡標準，法律層面仍以“心死亡”為統一標準。
現在，世界上超過90個國家都規定以腦死亡作為死亡的標準，這對器官捐獻工作是有益的。因為在心臟停止跳動之前，身體器官仍然有血氧供應，能夠較好地保持活力以便進行利用。
2003年，原衛生部頒布了《腦死亡的判斷標準和操作指南》，但由于公眾對這一觀念接受有一個過程，對“植物人”“安樂死”的概念與腦死亡混淆不清，所以腦死亡標準始終未受到廣泛認同。
黃潔夫說，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我國器官捐獻工作以心死亡為法律依據，制定了中國器官捐獻死亡判斷3類標準：腦死亡；心死亡；心腦雙死亡。此標準由神經科與重癥監護醫生等經過嚴格訓練后判定。公眾認可腦死亡的可以用腦死亡標準，認可心死亡的就用心死亡標準。
同時，我國還有一種心腦雙死亡標準，這是中國獨創的標準，即在判定腦死亡后，維持器官供氧，保持器官活力，等心跳停止后，再進行器官獲取。中國3類標準在國際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發表，得到國際高度認可。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器官移植學會都認為第三類標準，即心腦雙死亡標準，是中國對世界器官捐獻事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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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宋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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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
一問 全面停用有必要嗎
法律規定，器官移植必須有符合倫理學的來源
中國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國，僅次于美國。但是，一段時期以來，中國公民自愿捐獻器官數量較低，死囚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
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認為，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剝奪其捐獻器官的權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獻器官贖罪，應該鼓勵。但問題在于，當前我們采用的“由地方司法部門與移植醫院獲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司法分配器官，突破了社會公平公正的底線；醫院摘取死囚器官的方式與環境，違背了醫學的高尚性與純潔性。讓敬畏生命的“白衣天使”游走在“灰色地帶”，不利于醫生的職業道德建設。所以，必須改變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
死刑犯在被囚禁的情況下，較難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器官移植發展過程中，都有過使用死囚器官的歷史；后來，這些國家一旦建立了公民自愿捐獻體系，也就禁止了死囚器官的使用。
我國法律規定，器官移植必須有符合倫理學的來源，器官必須來自無償捐獻者的愛心，必須保證公平、公開、透明和可溯源。
但是，由于以往缺乏公民自愿捐獻體系，導致了器官來源不明、非法器官買賣、器官移植旅游等亂象的叢生。
經過不懈努力，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公開透明的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制度框架。
2014年，中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取得重大突破，實現近1700例捐獻，成功完成了5000個大器官移植。加上親體捐獻，2014年我國80％以上的器官來自公民自愿捐獻（包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獻和直系親屬活體捐獻）。
二問 停用了，沒人捐獻咋辦
調查顯示，公民捐獻意愿并不低，器官移植量反而可能大增
黃潔夫認為，器官短缺是全球都面臨的難題。但是，我國移植事業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缺乏一個完善的、依法管理的國家捐獻與移植體系。不能推卸責任，將落后的管理體制造成的問題，歸結到傳統文化上去。
他說，解決器官供體短缺的問題，只有通過適當的途徑，才能真正實現。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獻的器官與死囚器官混在一起，公民的捐獻意愿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告別死囚器官依賴，不僅不會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會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獻器官。
去年八成以上器官來自自愿捐獻，這表明器官移植依賴死囚的局面已經打破。
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國的器官移植量還有可能大大增加。
據廣州、武漢等地的隨機民眾調查顯示，有34%的民眾有意愿捐獻器官。這一比例在英國，也只有45%。
目前，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中國每年約有30萬人具有器官移植指征，可以通過移植手術來挽救生命。但目前，我國每年僅有1萬余名患者能接受移植手術，供需比是1∶30，許多患者因等不到供體抱憾而終。
黃潔夫說，這只是理論上的推算，并不符合實際情況。
他認為，器官移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無法進行移植不都是因為缺少供體。移植手術價格昂貴，我國醫保暫時沒有覆蓋，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夠支付移植手術和術后維護的醫療費用，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經濟原因放棄手術。
另外，器官移植技術復雜，我國能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只有幾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只有169家。
黃潔夫表示，美國有300多家移植醫院和中心，每年開展約2.5萬例器官移植。中國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萬人，即使只有1‰的捐獻，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獻3個器官計算，可以進行1.8萬例移植手術。
未來3到5年，中國有望以無可爭辯的倫理學標準，成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國。
三問 以“心死亡”還是“腦死亡”為準
制定3類標準，并獨創心腦雙死亡標準
黃潔夫介紹，按世界上公認的倫理學原則，器官捐獻模式在選擇上存在先后順序，依次為腦死亡捐獻、心死亡捐獻、親屬活體捐獻、非親屬活體捐獻。應該說，腦死亡是最科學的死亡判定標準，我國于2003年發表了中國“腦死亡”判斷標準和建議判定死亡的程序。
但是，由于中國的文化傳統，人們對“腦死亡”的認識還有一個過程，應尊重這樣的現實國情。所以在試點中，“心死亡”和“腦死亡”兩套標準同時存在，即公眾可以自主自愿選擇死亡標準，法律層面仍以“心死亡”為統一標準。
現在，世界上超過90個國家都規定以腦死亡作為死亡的標準，這對器官捐獻工作是有益的。因為在心臟停止跳動之前，身體器官仍然有血氧供應，能夠較好地保持活力以便進行利用。
2003年，原衛生部頒布了《腦死亡的判斷標準和操作指南》，但由于公眾對這一觀念接受有一個過程，對“植物人”“安樂死”的概念與腦死亡混淆不清，所以腦死亡標準始終未受到廣泛認同。
黃潔夫說，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我國器官捐獻工作以心死亡為法律依據，制定了中國器官捐獻死亡判斷3類標準：腦死亡；心死亡；心腦雙死亡。此標準由神經科與重癥監護醫生等經過嚴格訓練后判定。公眾認可腦死亡的可以用腦死亡標準，認可心死亡的就用心死亡標準。
同時，我國還有一種心腦雙死亡標準，這是中國獨創的標準，即在判定腦死亡后，維持器官供氧，保持器官活力，等心跳停止后，再進行器官獲取。中國3類標準在國際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發表，得到國際高度認可。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器官移植學會都認為第三類標準，即心腦雙死亡標準，是中國對世界器官捐獻事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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