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沁生
經典山陽
險工是河道堤防的重要堤段,主要是為防止水流沖刷而造成堤防潰壩,在堤防臨河處依堤而建的壩、垛、護岸等工程。武陟地處懸河頭、百川口,是千里沁河注入滔滔黃河的交匯處,這里不僅有萬里黃河第一觀——嘉應觀,也有新中國成立后的“引黃第一渠”——勝利渠。但鮮有人知的是在距沁河入黃口不遠處有一沁河險工——大樊堵口,這是武陟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勝自然災害、保障河道安全、造福人民幸福的又一經典之作。
7月中旬,我與幾位好友在武陟第一黃河河務局辦公室主任高峰的陪同下實地參觀了大樊文化廣場、老龍灣文化園、黃河文化紀念館,無不為厚重的治河歷史和豐富的黃河文化所折服。
治河堵口 功在千秋
沁河,黃河一級支流,起源于山西省沁源縣霍山二郎神溝,全長485公里,進入河南后,經濟源、過焦作,在武陟白馬泉(左岸)注入萬里黃河。大樊險工位于武陟西10公里處的沁河左岸大樊村堤段,是歷史上沁河決口最多的險工。堵復大樊口是新中國成立后武陟人民首次治河堵口,意義重大,彪炳青史。
1818年至1947年,歷史上的大樊口先后決口9次。其間,1939年,國民黨軍在與日軍作戰中挖開大樊口,后雖經復堵,但依然受損嚴重。1947年夏,沁河洪水暴漲,將大樊口河堤沖毀,洪水漫武陟、修武、獲嘉、輝縣等地,泛區面積400余平方公里,受災村莊120個,災民20余萬人。
大樊河堤沖毀后,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武陟縣民主政府及時組織周邊村民進行堵口搶修,但是到了8月中旬,國民黨軍再度占領武陟木欒店后,新任國民黨武陟縣長賈玉印竟然勾結國民黨四十一師,“以水伐兵”,妄想阻止解放軍進攻,并強行驅散、抓捕正在修堤堵口的民工,瘋狂掘毀即將竣工的堤壩,使大樊口擴大,洪水再次過村淹田,造成極大損失,僅大樊一村就毀地1400多畝。
1948年10月26日,武陟全境解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治黃組織將大樊堵口列入頭等大事,并于1949年1月成立大樊堵口工程處。2月20日,工程處雷厲風行,組織2000多名民工開始修堵大樊決口,僅一個月時間就合龍堵口,但由于多種因素,堵口失敗。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從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視,并在經濟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調撥資金,委派技術人員,進行攻堅作戰。同時,根據大樊口的水文河道特征,工程處認真吸取第一次堵口失敗的教訓,審時度勢,因地制宜,重新研究制訂施工方案,組織力量,再次動員開工。4月中旬,開始加高護岸工程,開挖引河;4月下旬,正壩、邊壩先后合龍;5月3日,大樊堵口工程終于竣工,共用石料3573立方米、柳秸料237.4萬公斤,開挖引渠3.5公里,整個工程用時一個月,最終取得勝利。時間之短、效率之高,令人驚嘆。
大樊堵口竣工后,工程處改組為冀魯豫黃委會第五修防處,移駐小董鄉原抗日民主縣政府院內。
1949年9月30日,大雨傾盆,人們憂心忡忡。能否經受住大雨洪水考驗,完成抗洪搶險任務,向新中國交上一份厚禮,成為人們最牽掛的事。功夫不負有心人。古老的大樊口終于不負眾望,迎來了新的生命。10月24日,修防處在小董鄉搭臺演出,熱烈慶祝黃、沁河平安度汛。
雁過留聲 一代功勛
如今的大樊口已建起了融文化與休閑于一體的文化廣場,通過展板、文化石以及歷史照片、人物傳記、事件介紹等多種形式,向參觀人員展示了既有豐富文化內涵,又能體現治河精神的大樊口。通過實地參觀以及高峰的詳細介紹,我們進一步了解了沁河的險工及大樊口的歷史,特別是曾經為大樊口治理立下汗馬功勞的英雄人物及其主要事跡。
王化云(1908年至1992年),河北館陶人,1935年畢業于國立北京大學法律系,1946年5月起,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區任冀魯豫區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1949年6月任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等職。他對大樊堵口高度重視,關心備至。經歷堵口第一次失敗教訓后,他心系沁河,高瞻遠矚,運籌帷幄,親自挑選技術人員趕赴施工現場,在二次堵口完工后仍然牽掛這一險工、險段。后來,他在《我的治河實踐中》一書中寫道:“這是解放后第一次堵口,今后黃、沁河會不會發生決口?我們希望沒有,永遠沒有……”
徐福齡(1913年至2015年),浙江湖州人,1935年畢業于河南省水利專科學校。他長期從事治理黃河工作,被譽為“黃河活字典”。1949年春,受冀魯豫黃委會主任王化云的委托,他到大樊口負責堵口的技術事宜,與其他幾位同志深入一線,調查研究,提出了“疏導引河,雙壩進堵”的技術建議,保證了施工質量,為實現二次堵口成功打下了堅實基礎。
韓培誠(1911年至1985年),山東省長清縣人,1938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黃河修防處主任、黃委會計劃處處長、勘測設計院院長、黃委會副主任等職。1949年年初,他主持沁河大樊堵口工程。其間,他吃苦耐勞,團結帶領廣大施工人員艱苦奮斗、埋頭實干,啃下了大樊堵口這塊“硬骨頭”。1950年,他轉戰修建新鄉地區引黃濟衛灌溉工程。
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在大樊堵口勝利完工的幕后,除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外,還有許多任勞任怨、默默無聞的人民群眾。當時參加施工作業的民工達2000人,他們住的是窩棚地鋪,吃的是粗糧咸菜,是真正勒著褲腰帶在拼命干活,但沒人叫苦、叫累、叫屈,而是振奮精神、鼓足干勁、為大樊堵口作出了突出貢獻!
鞏固成果 利在當代
日月更替、歲月輪回,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大樊險工為沁河安瀾、造福人民發揮了歷史性的巨大作用,也為沁河其他險工、險段提供了寶貴的治理經驗。
老龍灣險工與大樊險工相鄰,也是沁河左岸水災多發險段,因沁河在此形成一個大彎,形似老龍,故稱老龍灣,又稱“龍回頭”。每當黃河水位上漲達到極限時,會造成黃河水位向沁河回流倒灌險情,所以,在大樊堵口圓滿完工后,憑借寶貴經驗,于1950年至1952年對老龍灣險工進行兩次治理,1987年又建“兩垛一護岸”,才保證安全。截至目前,該險工共有19座工程,其中壩1道、垛11座、護岸7段。
武陟被譽為黃河文化之鄉,在楊莊改道紀念亭舊址上建成的黃河文化展覽館里,講解員不僅為我們介紹了武陟治河悠久的歷史,還帶領我們走上二樓參觀了修復大樊堵口時曾用過的老式馬燈、手搖式磁石電話機、通信載波機、油錘等實物以及由王化云簽名的任命書,同時還觀看了紀錄片《萬里黃河在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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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工是河道堤防的重要堤段,主要是為防止水流沖刷而造成堤防潰壩,在堤防臨河處依堤而建的壩、垛、護岸等工程。武陟地處懸河頭、百川口,是千里沁河注入滔滔黃河的交匯處,這里不僅有萬里黃河第一觀——嘉應觀,也有新中國成立后的“引黃第一渠”——勝利渠。但鮮有人知的是在距沁河入黃口不遠處有一沁河險工——大樊堵口,這是武陟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勝自然災害、保障河道安全、造福人民幸福的又一經典之作。
7月中旬,我與幾位好友在武陟第一黃河河務局辦公室主任高峰的陪同下實地參觀了大樊文化廣場、老龍灣文化園、黃河文化紀念館,無不為厚重的治河歷史和豐富的黃河文化所折服。
治河堵口 功在千秋
沁河,黃河一級支流,起源于山西省沁源縣霍山二郎神溝,全長485公里,進入河南后,經濟源、過焦作,在武陟白馬泉(左岸)注入萬里黃河。大樊險工位于武陟西10公里處的沁河左岸大樊村堤段,是歷史上沁河決口最多的險工。堵復大樊口是新中國成立后武陟人民首次治河堵口,意義重大,彪炳青史。
1818年至1947年,歷史上的大樊口先后決口9次。其間,1939年,國民黨軍在與日軍作戰中挖開大樊口,后雖經復堵,但依然受損嚴重。1947年夏,沁河洪水暴漲,將大樊口河堤沖毀,洪水漫武陟、修武、獲嘉、輝縣等地,泛區面積400余平方公里,受災村莊120個,災民20余萬人。
大樊河堤沖毀后,當時共產黨領導下的武陟縣民主政府及時組織周邊村民進行堵口搶修,但是到了8月中旬,國民黨軍再度占領武陟木欒店后,新任國民黨武陟縣長賈玉印竟然勾結國民黨四十一師,“以水伐兵”,妄想阻止解放軍進攻,并強行驅散、抓捕正在修堤堵口的民工,瘋狂掘毀即將竣工的堤壩,使大樊口擴大,洪水再次過村淹田,造成極大損失,僅大樊一村就毀地1400多畝。
1948年10月26日,武陟全境解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治黃組織將大樊堵口列入頭等大事,并于1949年1月成立大樊堵口工程處。2月20日,工程處雷厲風行,組織2000多名民工開始修堵大樊決口,僅一個月時間就合龍堵口,但由于多種因素,堵口失敗。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從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視,并在經濟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調撥資金,委派技術人員,進行攻堅作戰。同時,根據大樊口的水文河道特征,工程處認真吸取第一次堵口失敗的教訓,審時度勢,因地制宜,重新研究制訂施工方案,組織力量,再次動員開工。4月中旬,開始加高護岸工程,開挖引河;4月下旬,正壩、邊壩先后合龍;5月3日,大樊堵口工程終于竣工,共用石料3573立方米、柳秸料237.4萬公斤,開挖引渠3.5公里,整個工程用時一個月,最終取得勝利。時間之短、效率之高,令人驚嘆。
大樊堵口竣工后,工程處改組為冀魯豫黃委會第五修防處,移駐小董鄉原抗日民主縣政府院內。
1949年9月30日,大雨傾盆,人們憂心忡忡。能否經受住大雨洪水考驗,完成抗洪搶險任務,向新中國交上一份厚禮,成為人們最牽掛的事。功夫不負有心人。古老的大樊口終于不負眾望,迎來了新的生命。10月24日,修防處在小董鄉搭臺演出,熱烈慶祝黃、沁河平安度汛。
雁過留聲 一代功勛
如今的大樊口已建起了融文化與休閑于一體的文化廣場,通過展板、文化石以及歷史照片、人物傳記、事件介紹等多種形式,向參觀人員展示了既有豐富文化內涵,又能體現治河精神的大樊口。通過實地參觀以及高峰的詳細介紹,我們進一步了解了沁河的險工及大樊口的歷史,特別是曾經為大樊口治理立下汗馬功勞的英雄人物及其主要事跡。
王化云(1908年至1992年),河北館陶人,1935年畢業于國立北京大學法律系,1946年5月起,在中國共產黨解放區任冀魯豫區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1949年6月任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等職。他對大樊堵口高度重視,關心備至。經歷堵口第一次失敗教訓后,他心系沁河,高瞻遠矚,運籌帷幄,親自挑選技術人員趕赴施工現場,在二次堵口完工后仍然牽掛這一險工、險段。后來,他在《我的治河實踐中》一書中寫道:“這是解放后第一次堵口,今后黃、沁河會不會發生決口?我們希望沒有,永遠沒有……”
徐福齡(1913年至2015年),浙江湖州人,1935年畢業于河南省水利專科學校。他長期從事治理黃河工作,被譽為“黃河活字典”。1949年春,受冀魯豫黃委會主任王化云的委托,他到大樊口負責堵口的技術事宜,與其他幾位同志深入一線,調查研究,提出了“疏導引河,雙壩進堵”的技術建議,保證了施工質量,為實現二次堵口成功打下了堅實基礎。
韓培誠(1911年至1985年),山東省長清縣人,1938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黃河修防處主任、黃委會計劃處處長、勘測設計院院長、黃委會副主任等職。1949年年初,他主持沁河大樊堵口工程。其間,他吃苦耐勞,團結帶領廣大施工人員艱苦奮斗、埋頭實干,啃下了大樊堵口這塊“硬骨頭”。1950年,他轉戰修建新鄉地區引黃濟衛灌溉工程。
人過留名,雁過留聲。在大樊堵口勝利完工的幕后,除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外,還有許多任勞任怨、默默無聞的人民群眾。當時參加施工作業的民工達2000人,他們住的是窩棚地鋪,吃的是粗糧咸菜,是真正勒著褲腰帶在拼命干活,但沒人叫苦、叫累、叫屈,而是振奮精神、鼓足干勁、為大樊堵口作出了突出貢獻!
鞏固成果 利在當代
日月更替、歲月輪回,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大樊險工為沁河安瀾、造福人民發揮了歷史性的巨大作用,也為沁河其他險工、險段提供了寶貴的治理經驗。
老龍灣險工與大樊險工相鄰,也是沁河左岸水災多發險段,因沁河在此形成一個大彎,形似老龍,故稱老龍灣,又稱“龍回頭”。每當黃河水位上漲達到極限時,會造成黃河水位向沁河回流倒灌險情,所以,在大樊堵口圓滿完工后,憑借寶貴經驗,于1950年至1952年對老龍灣險工進行兩次治理,1987年又建“兩垛一護岸”,才保證安全。截至目前,該險工共有19座工程,其中壩1道、垛11座、護岸7段。
武陟被譽為黃河文化之鄉,在楊莊改道紀念亭舊址上建成的黃河文化展覽館里,講解員不僅為我們介紹了武陟治河悠久的歷史,還帶領我們走上二樓參觀了修復大樊堵口時曾用過的老式馬燈、手搖式磁石電話機、通信載波機、油錘等實物以及由王化云簽名的任命書,同時還觀看了紀錄片《萬里黃河在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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