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懷儒 吉鴻宇
經典山陽
紅軍名將朱瑞。(照片由作者提供)
朱瑞(1905年~1948年),江蘇宿遷人,紅軍名將。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晉冀魯豫邊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創建道清游擊支隊等抗日武裝,舉辦培訓班,培養抗日干部。他在自傳里寫道:在豫北工作的這段時間是“他最愉快、最戰斗、最緊張積極的工作時代”“是最有成績的時代之一”。
朱瑞,1924年入廣東大學讀書,1925年秋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畢業后入克拉辛炮兵學院學習,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回國后,歷任中央軍委參謀、中央長江局軍委參謀長兼秘書長。1932年1月到中央蘇區,歷任紅15軍、紅3軍政治委員,紅5軍團政治委員,紅1軍團政治部主任,率部參加第四、第五次反“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會師后,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紅軍到陜北后,參加了東征、西征等戰役。1936年12月,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37年抗戰爆發后,任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兼八路軍駐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聯絡處處長,從事對國民黨軍將領的統戰工作,并指導直南、豫北黨組織的恢復整頓工作。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晉冀魯豫邊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創建晉豫邊游擊支隊、道清游擊支隊、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等抗日武裝,舉辦培訓班,培養抗日干部。1939年5月,任八路軍第1縱隊政治委員,與司令員徐向前赴山東,指揮中共在蘇魯的部隊,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中央山東分局書記。1945年夏,主動向中央提出從事建設炮兵工作,被任命為延安炮兵學校校長。1946年10月起,任東北民主聯軍和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炮兵學校校長。他白手起家,兩年時間建立起一支擁有近5000門火炮的炮兵部隊,提出的一系列炮兵作戰原則,使炮兵戰術、技術和指揮能力迅速成熟,被毛主席稱為“我們中國的炮兵元帥”。
恢復建立黨的組織
1937年7月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通電全國“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之后,在中共再三催促和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中,蔣介石才于同年8月22日同意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并宣布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八路軍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葉劍英為參謀長。
在豫北,葉劍英派地下黨員李世璋到駐新鄉的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程潛處)任秘書長兼政訓處長。李世璋到任不久,即電請北方局:“速派得力干部來此工作。”當時,周恩來主持北方局(在太原)工作,朱瑞為北方局軍委書記。北方局接到李世璋的電報后,經過認真考慮,決定派朱瑞前往,任務是代表中共做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更多人參加抗戰;恢復和發展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建立縣區抗日民主政權和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培訓干部,吸收青年學生參加抗日。朱瑞到任后,被程潛任命為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聯絡處主任。從此,他利用一切機會去團結進步青年,用一切辦法去尋找地方黨組織,并指導其工作,為中共在豫北及晉冀豫邊區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焦作黨的組織建立較早,在大革命時期,這里就有黨組織活動。焦作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富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但由于白色恐怖與叛徒出賣,黨組織幾次遭破壞,許多同志慘遭殺害或被捕入獄,少數幸存者因失掉黨的領導難以開展工作。直至抗戰爆發前夕,河南省委才派人來此恢復組織。
1937年10月,朱瑞到焦作后,向豫北特委傳達黨中央與北方局對抗戰局勢的分析和工作指示。為使豫北黨組織不因日寇入侵影響與上級的聯系,朱瑞派豫北特委委員、焦作中福煤礦公司電氣股股長程明升,攜帶他的親筆信,赴開封征得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同意,將豫北黨的組織關系劃歸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不久,聶真、王卓如等人也陸續輾轉來到焦作。
為加強焦作地區黨的工作,朱瑞在焦作組建了晉冀魯豫邊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對外稱“八路軍駐國民黨第一戰區聯絡處訓練部”。書記張萃中、組織部長聶真、宣傳部長王卓如(后任書記)、青婦部長薛迅,轄直南、魯西、晉南、豫北4個特委。按照朱瑞的指示,省工委積極恢復、發展黨組織,組織抗日救亡運動,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豫北抗日戰爭的領導中樞。到1938年,焦作地區陸續建立起中共沁陽中心縣委、新輝獲縣委、修博武中心縣委等黨組織,同時各縣的區、鄉、村級黨的組織也有很大發展。
組建抗日武裝和民主政權
1938年2月18日,日寇占領修武后,朱瑞率省工委向山西轉移前,指示豫北特委委員程明升和劉聚奎,要組織建立抗日游擊隊,建立地方抗日政權,堅持焦作的敵后抗戰。
程明升與焦作扶輪小學校長韓秩吾和在焦作堅持地下斗爭的老黨員張方來等人商議,決定以焦作煤礦、鐵路工人和扶輪小學進步師生為基礎,吸收青壯農民參加,在焦作北山的磨石坡村組建起20多人的道清抗日游擊隊。當時一無服裝,二無糧餉,條件十分艱苦。韓秩吾把自己家里的糧食、炒面、干菜捐獻出來,又以國民黨豫北特派員的身份,將修武縣庫存的倉谷米活動出一部分,供給游擊隊。
游擊隊指戰員不畏艱險,英勇戰斗,扒鐵路、割電線,破壞敵交通,襲擊敵據點,曾一度攻入焦作市內,占領了東馬市街(現新華街),給日偽軍以重創。他們反封鎖、搞物資,解決了根據地軍民急需的緊缺物資,隊伍發展到近千人。
道清游擊支隊在成長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各級黨組織和多方面的幫助與支持。朱瑞從抗日大局出發,時刻關注著道清支隊的成長和發展,從人員到組織、從槍彈到裝備都積極支持。特別是在游擊隊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及時從主力部隊派來老紅軍桂承志和得力人員,發展壯大游擊隊;有前瞻性地挫敗別有用心的張善才企圖分裂游擊隊的陰謀,維護了部隊的團結,保證了部隊的統一,使部隊的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對黨忠誠的可靠人手里。
程明升和焦作黨組織在組建抗日武裝的同時,按照朱瑞的指示,重視建立抗日政權。1938年3月,在程明升等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努力下,取得國民黨駐焦作第95師師長羅奇的支持,經過民主選舉,組建了中共領導的、有各方人士參加的、河南省第一個抗日民主縣政府——修武縣抗日民主政府,程明升當選為縣長,并報請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批準加委。
做好統戰與干部培訓
國民黨左派、國民黨豫北特派員、焦作扶輪小學校長韓秩吾,思想進步,正直善良,大革命時期就靠近中共黨組織,在焦作頗有影響。為了爭取韓秩吾,朱瑞對豫北特委作過許多指示。經多方努力,韓秩吾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革命活動,不僅帶領師生參加道清游擊隊,扶輪小學也成為中共在焦作的一個紅色堡壘。
1938年春節前,朱瑞在扶輪小學舉辦縣(區)干部訓練班,韓秩吾千方百計予以掩護。韓秩吾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2年5月,在抗戰中英勇犧性。通過朱瑞的積極活動,在焦作的國民黨軍政上層人士和社會名流中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不少熱心抗日事業的社會進步人士慷慨解囊,資助抗日活動。
為了培訓抗日人才,朱瑞還與豫北師管區司令張軫聯合,在新鄉舉辦豫北師管區干部訓練班,得到廣大愛國青年的積極響應。這個訓練班,就是華北軍政干部學校的前身,被人稱為“華干”第一期。由于戰爭局勢的發展,該訓練班在后期遷至輝縣百泉與山西晉城。馬寧(新中國成立后任空軍司令員)、劉剛(沁陽中心縣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后任天津市委書記)都是從這里畢業的學生。
不該遠去的身影
1949年開國大典前夕,為籌備大典,要在天安門懸掛毛主席畫像。為了給畫家提供毛主席畫像的參考,攝影師為毛主席拍攝了多幅正面肖像,但是都不能滿足畫家的要求。最后,還是周總理找到幾幅毛主席在延安時的生活照,選定一張合影中的毛主席像,作為開國大典毛主席畫像的摹本。
這張照片上與毛主席合影的人,就是朱瑞。這張合影照拍攝于1945年6月,是毛主席和朱瑞在延河邊散步時的留影。
然而,就在開國大典的禮炮聲即將響起的時候,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的奠基人、東北野戰軍炮兵司令員的朱瑞,再也回不到毛主席身邊了。1948年10月1日,在解放遼寧義縣的戰斗中,朱瑞為搶救戰友,不幸觸雷犧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了畢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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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名將朱瑞。(照片由作者提供)
朱瑞(1905年~1948年),江蘇宿遷人,紅軍名將。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晉冀魯豫邊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創建道清游擊支隊等抗日武裝,舉辦培訓班,培養抗日干部。他在自傳里寫道:在豫北工作的這段時間是“他最愉快、最戰斗、最緊張積極的工作時代”“是最有成績的時代之一”。
朱瑞,1924年入廣東大學讀書,1925年秋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畢業后入克拉辛炮兵學院學習,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回國后,歷任中央軍委參謀、中央長江局軍委參謀長兼秘書長。1932年1月到中央蘇區,歷任紅15軍、紅3軍政治委員,紅5軍團政治委員,紅1軍團政治部主任,率部參加第四、第五次反“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會師后,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紅軍到陜北后,參加了東征、西征等戰役。1936年12月,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37年抗戰爆發后,任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兼八路軍駐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聯絡處處長,從事對國民黨軍將領的統戰工作,并指導直南、豫北黨組織的恢復整頓工作。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晉冀魯豫邊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創建晉豫邊游擊支隊、道清游擊支隊、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等抗日武裝,舉辦培訓班,培養抗日干部。1939年5月,任八路軍第1縱隊政治委員,與司令員徐向前赴山東,指揮中共在蘇魯的部隊,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中央山東分局書記。1945年夏,主動向中央提出從事建設炮兵工作,被任命為延安炮兵學校校長。1946年10月起,任東北民主聯軍和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炮兵學校校長。他白手起家,兩年時間建立起一支擁有近5000門火炮的炮兵部隊,提出的一系列炮兵作戰原則,使炮兵戰術、技術和指揮能力迅速成熟,被毛主席稱為“我們中國的炮兵元帥”。
恢復建立黨的組織
1937年7月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通電全國“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之后,在中共再三催促和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中,蔣介石才于同年8月22日同意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并宣布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八路軍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葉劍英為參謀長。
在豫北,葉劍英派地下黨員李世璋到駐新鄉的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程潛處)任秘書長兼政訓處長。李世璋到任不久,即電請北方局:“速派得力干部來此工作。”當時,周恩來主持北方局(在太原)工作,朱瑞為北方局軍委書記。北方局接到李世璋的電報后,經過認真考慮,決定派朱瑞前往,任務是代表中共做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更多人參加抗戰;恢復和發展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建立縣區抗日民主政權和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培訓干部,吸收青年學生參加抗日。朱瑞到任后,被程潛任命為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聯絡處主任。從此,他利用一切機會去團結進步青年,用一切辦法去尋找地方黨組織,并指導其工作,為中共在豫北及晉冀豫邊區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焦作黨的組織建立較早,在大革命時期,這里就有黨組織活動。焦作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富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但由于白色恐怖與叛徒出賣,黨組織幾次遭破壞,許多同志慘遭殺害或被捕入獄,少數幸存者因失掉黨的領導難以開展工作。直至抗戰爆發前夕,河南省委才派人來此恢復組織。
1937年10月,朱瑞到焦作后,向豫北特委傳達黨中央與北方局對抗戰局勢的分析和工作指示。為使豫北黨組織不因日寇入侵影響與上級的聯系,朱瑞派豫北特委委員、焦作中福煤礦公司電氣股股長程明升,攜帶他的親筆信,赴開封征得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同意,將豫北黨的組織關系劃歸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不久,聶真、王卓如等人也陸續輾轉來到焦作。
為加強焦作地區黨的工作,朱瑞在焦作組建了晉冀魯豫邊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對外稱“八路軍駐國民黨第一戰區聯絡處訓練部”。書記張萃中、組織部長聶真、宣傳部長王卓如(后任書記)、青婦部長薛迅,轄直南、魯西、晉南、豫北4個特委。按照朱瑞的指示,省工委積極恢復、發展黨組織,組織抗日救亡運動,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豫北抗日戰爭的領導中樞。到1938年,焦作地區陸續建立起中共沁陽中心縣委、新輝獲縣委、修博武中心縣委等黨組織,同時各縣的區、鄉、村級黨的組織也有很大發展。
組建抗日武裝和民主政權
1938年2月18日,日寇占領修武后,朱瑞率省工委向山西轉移前,指示豫北特委委員程明升和劉聚奎,要組織建立抗日游擊隊,建立地方抗日政權,堅持焦作的敵后抗戰。
程明升與焦作扶輪小學校長韓秩吾和在焦作堅持地下斗爭的老黨員張方來等人商議,決定以焦作煤礦、鐵路工人和扶輪小學進步師生為基礎,吸收青壯農民參加,在焦作北山的磨石坡村組建起20多人的道清抗日游擊隊。當時一無服裝,二無糧餉,條件十分艱苦。韓秩吾把自己家里的糧食、炒面、干菜捐獻出來,又以國民黨豫北特派員的身份,將修武縣庫存的倉谷米活動出一部分,供給游擊隊。
游擊隊指戰員不畏艱險,英勇戰斗,扒鐵路、割電線,破壞敵交通,襲擊敵據點,曾一度攻入焦作市內,占領了東馬市街(現新華街),給日偽軍以重創。他們反封鎖、搞物資,解決了根據地軍民急需的緊缺物資,隊伍發展到近千人。
道清游擊支隊在成長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各級黨組織和多方面的幫助與支持。朱瑞從抗日大局出發,時刻關注著道清支隊的成長和發展,從人員到組織、從槍彈到裝備都積極支持。特別是在游擊隊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及時從主力部隊派來老紅軍桂承志和得力人員,發展壯大游擊隊;有前瞻性地挫敗別有用心的張善才企圖分裂游擊隊的陰謀,維護了部隊的團結,保證了部隊的統一,使部隊的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對黨忠誠的可靠人手里。
程明升和焦作黨組織在組建抗日武裝的同時,按照朱瑞的指示,重視建立抗日政權。1938年3月,在程明升等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努力下,取得國民黨駐焦作第95師師長羅奇的支持,經過民主選舉,組建了中共領導的、有各方人士參加的、河南省第一個抗日民主縣政府——修武縣抗日民主政府,程明升當選為縣長,并報請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批準加委。
做好統戰與干部培訓
國民黨左派、國民黨豫北特派員、焦作扶輪小學校長韓秩吾,思想進步,正直善良,大革命時期就靠近中共黨組織,在焦作頗有影響。為了爭取韓秩吾,朱瑞對豫北特委作過許多指示。經多方努力,韓秩吾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革命活動,不僅帶領師生參加道清游擊隊,扶輪小學也成為中共在焦作的一個紅色堡壘。
1938年春節前,朱瑞在扶輪小學舉辦縣(區)干部訓練班,韓秩吾千方百計予以掩護。韓秩吾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2年5月,在抗戰中英勇犧性。通過朱瑞的積極活動,在焦作的國民黨軍政上層人士和社會名流中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不少熱心抗日事業的社會進步人士慷慨解囊,資助抗日活動。
為了培訓抗日人才,朱瑞還與豫北師管區司令張軫聯合,在新鄉舉辦豫北師管區干部訓練班,得到廣大愛國青年的積極響應。這個訓練班,就是華北軍政干部學校的前身,被人稱為“華干”第一期。由于戰爭局勢的發展,該訓練班在后期遷至輝縣百泉與山西晉城。馬寧(新中國成立后任空軍司令員)、劉剛(沁陽中心縣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后任天津市委書記)都是從這里畢業的學生。
不該遠去的身影
1949年開國大典前夕,為籌備大典,要在天安門懸掛毛主席畫像。為了給畫家提供毛主席畫像的參考,攝影師為毛主席拍攝了多幅正面肖像,但是都不能滿足畫家的要求。最后,還是周總理找到幾幅毛主席在延安時的生活照,選定一張合影中的毛主席像,作為開國大典毛主席畫像的摹本。
這張照片上與毛主席合影的人,就是朱瑞。這張合影照拍攝于1945年6月,是毛主席和朱瑞在延河邊散步時的留影。
然而,就在開國大典的禮炮聲即將響起的時候,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的奠基人、東北野戰軍炮兵司令員的朱瑞,再也回不到毛主席身邊了。1948年10月1日,在解放遼寧義縣的戰斗中,朱瑞為搶救戰友,不幸觸雷犧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了畢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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