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內縣令袁應泰與懷慶廣濟渠
□董沁生
□董沁生
更新時間：2023-11-3 10:17:50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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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應泰（？至1621年），男，漢族，字大來，鳳翔（今陜西寶雞）人，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任河內知縣。他上任后不辭勞苦，率能工巧匠及當地百姓用5年時間鑿太行、引沁水，挖廣濟河渠，修二十四堰，滋潤懷慶府濟源、孟縣（今孟州市）、溫縣、武陟等。《明史》記載：“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袁應泰在當地有口皆碑、威信甚高，被百姓譽為“禹后一人”“萬家生佛”。后因修廣濟渠有功，升任工部主事，起河南右參政，官至兵部侍郎等職。1621年4月，因不敵清軍，殺身成仁，被追封為兵部尚書。《明史》《懷慶府志》等都有記載。
秦時古渠迎新官
廣濟渠是古代引沁灌溉的著名工程，早在秦時人們就在沁河出山口開鑿河渠，引水灌田。因以枋木為閘，故稱為“枋口堰”，唐時已有“廣濟渠”之名，元中統二年（1261年）修復后正式定名。
1600年，袁應泰就任河內令后，正逢懷慶府大旱，顆粒無收，當地百姓流離失所。面對如此嚴峻局面，袁應泰為民所思，親赴山地，考察水源，制訂引水解旱方案。在他看來，河內不僅有沁河、丹河環繞，還有濟水穿城而過，東漢時期就是寇恂支援劉秀前線作戰的糧草供應基地、大本營，且以“完富”著稱。可如今百姓仍要逃荒要飯，實屬意外。所以，他下定決心改變這一狀況。其實，廣濟渠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維護方法，但因渠首、渠道等諸多問題，始終未能從根本上得到有效解決。明代著名理學家、文學家、樂律學家、清官何塘在《重浚廣濟渠記》中講得非常清楚：“廣濟渠口地勢高仰，水流艱澀，故累至湮塞，雖歲加疏浚而終不流通，一遇亢旱則名為水田者悉為焦壤，百姓惶惶無所控訴。”
袁應泰再修廣濟渠，實為重新開山鑿洞，引水設堰，主要策略是再筑渠首，并提高渠首位置，也就是要在枋口上游鑿隧洞、引沁水，通過暗洞、暗閘等方式筑壩攔水，然后才是疏浚渠道。這樣既可保障水位居高而下、水流暢通，又可節約人力、物力，擴大灌溉面積。《大中華河南省地理志》記載：“明河內令袁應泰鑿廣濟渠，分二十四道堰，以通灌溉，最宜疏導。”
然而，修廣濟渠非易事，不僅需要大量人力，還需要源源不斷的物力、財力。為此，袁應泰一方面積極向朝廷爭取經費，另一方面自己拿出全部積畜，在河內購地約3公頃，雇佃戶耕種，將每年的收成用于修廣濟渠。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河內各地鄉紳紛紛響應，捐款籌資、出工出力，大力支援新渠建設。
實際上，修廣濟渠的最大困難還是技術問題。據《鑿山創河記》描述：山石質堅硬，操錘砸下，只是一個白點，工匠們就架火燒，燒燒鑿鑿，鑿鑿燒燒。而且，袁應秦采用“斗石換斗米”的辦法獎勵工匠，即每鑿下來一斗石塊獎勵一斗大米，就這仍不濟于事。
面對實際問題，袁應泰開始在民間尋找能工巧匠，以提高修渠速度。他聽聞牛存喜是個“仙人”，就登門拜訪，邀其為修廣濟渠效力。
牛存喜（1547年至1620年），字汝吉，號近菴，明懷慶府河內人，建造大師，號“巧匠”，其因解決河內天寧寺三圣塔在維護過程中的技術難題而名聲大噪，入《懷慶府志》。他受聘任用后，深入工地實地考察，并善于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通過反復研究、推算，發明了“穿地尋龍法”“量山探水法”以及“合閘蓄水”“吊閘放水”等先進方法，完美解決了開山鑿洞的技術難題，保障了施工質量和進度。
人正渠清利于民
功夫不負有心人，眾人拾柴火焰高。在袁應泰的帶領下，經過勞工及鄉民“三年如一日”的不懈奮斗，終于鑿山穿石，建成了自北而南，長130多米、寬約27米的輸水洞。后又經過兩年時間，在洞內修閘砌門，安裝鐵索滑車，最終修成了長約120公里的新渠。
袁應泰不貪功名、不慕虛榮，將新修成的河渠仍稱之為廣濟渠，但相對于舊渠來說，新渠幾乎是一條全新的河渠。實踐證明，袁應泰、牛存喜等人乃至普通民眾，都為這條新渠付出了巨大心血與艱辛勞動。《河南通志》記載：“有三年山上不告竣，誓不旋踵者；有面目黧黑，指墮膚裂或感病力疾猶無懈志者；有家有喪變及水災盜患，義不反顧者；有捐資以犒匠作，爭先成功者。”
為了保障新廣濟渠的正常運行，化解沿河民眾爭水、用水的矛盾，袁應泰制定并撰寫了《廣濟渠申詳條款》，這是一套集河道管理、用水分配、堤岸護理等比較全面的制度體系。最為突出的是，為了公平分配沿河水資源，袁應泰把廣濟渠的灌區分為大豐、太平、廣豐、永濟、興隆、永通等二十四堰，并強調：“水利關系民生，盜截侵奪，殊干法紀。況河內廣濟河渠，雖出濟境，久有編定水分，計月、日、時、刻挨次輪灌，上下通流，定制昭然……濟民之有利者，分五堰；河、孟、溫、武之有利者，分十九堰。每月兩輪，照號用水，必先武陟，次孟、溫，次河、濟，自下而上，俾狡惰者不得無功竊利，法至善也。”
二十四堰，在治河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明史》對袁應泰主持新修的廣濟渠及二十四堰都給予了高度評價：“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四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
袁應泰不僅是開山、挖洞、筑渠的專家型“河官”，也是造福一方的清官、廉官。為了解決廣濟渠水閘看護人員經費問題，袁應泰還大膽壓縮了河內縣衙中的五人職位，“改給閘夫工食”。任期內，袁應泰節衣縮食，安心立命，為治水、治縣嘔心瀝血，傾盡所有，“六年之內布衣素食，未聞有崇肉累帛之奉”。
在袁應泰帶領開挖新廣濟渠的同時，濟源縣令史紀言也率眾鑿山開河，新修永利渠。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新任河內縣令又在廣濟、永利二渠東再鑿洞開河，取名利豐渠。之后，濟源縣令又在利豐渠下修建大利河和小利河。從此，沁河出山流入平原后，就形成了“五龍分水”的磅礴氣勢。
袁應泰帶領俢建的廣濟渠不僅對當時的農田灌溉至關重要，對后世的水利發展也影響甚遠。道光五年（1825年），《河內縣志》對袁應泰也是尊崇有加，稱其為袁公：“自袁公應泰鑿山開洞而沁河分為廣濟……前賢成法，班班具在，風涓滴之潤，分陰之時，皆有定程，不可改易。”這對后來把河內打造成“中州奧區”創造了先天優勢，為穩定懷慶府農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代清官留青史
袁應泰因在河內任上修建廣濟渠有功，之后逐步升遷工部主事，起河南右參政，官至兵部侍郎。1621年4月，袁應泰奉命守衛遼陽，因不敵清軍，自焚殉國，殺身成仁，隨后被追封為兵部尚書。
袁應泰在遼東前線殉國的消息傳到懷慶府河內后，全城百姓為之悲痛，以不同形式進行悼念。次年，懷慶府廣濟渠河內灌區百姓自發組織捐款、捐物，在袁應泰生前經常考察并付之心血的廣濟渠渠首旁的石崖上開洞鑿石，修建了令人敬仰的袁公祠。山洞正中位置雕刻了袁應泰的石像，左右兩側的洞壁上則雕刻有其他修渠功臣的石像，專供懷慶府民眾敬奉懷念。洞口兩側還刻了一副對聯：“洞鑿太行引沁水百里咸資潤澤；河開廣濟溉民田萬年永賴生成。”洞口上方雕刻的四個大字“禹后一人”，足以表明他的功績。
清代懷慶知府沈榮昌對袁應泰的治河功勛非常尊崇，他上任后專門拜訪袁公祠，并作詩《謁袁公洞偕立齊大令》：“袁公疏鑿處，遺跡至今傳。駐馬疑無地，穿山自出泉。百年青史在，萬井綠云連。肖像巖扉里，殷勤囑后賢。”
同樣，清河內人范照藜（1755年至1837年），字乙青，號井亭，曾官任廣西平樂、臨桂、北流和安徽五河、廣德、定遠20余年。他在《勾漏山房詩》一書中，作詩《廣濟河渠贊袁公》：“五龍口畔鑿山通，廣濟渠成百世功，禹后一人非妄贊，萬家生佛仰袁公。”
總值班：程紅利 |
統 籌：曾琳琳 |
責 編：劉 佳 |
審 核：蔡 歡 |
編 輯：趙銀岷 |
校 對：王 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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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應泰（？至1621年），男，漢族，字大來，鳳翔（今陜西寶雞）人，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任河內知縣。他上任后不辭勞苦，率能工巧匠及當地百姓用5年時間鑿太行、引沁水，挖廣濟河渠，修二十四堰，滋潤懷慶府濟源、孟縣（今孟州市）、溫縣、武陟等。《明史》記載：“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袁應泰在當地有口皆碑、威信甚高，被百姓譽為“禹后一人”“萬家生佛”。后因修廣濟渠有功，升任工部主事，起河南右參政，官至兵部侍郎等職。1621年4月，因不敵清軍，殺身成仁，被追封為兵部尚書。《明史》《懷慶府志》等都有記載。
秦時古渠迎新官
廣濟渠是古代引沁灌溉的著名工程，早在秦時人們就在沁河出山口開鑿河渠，引水灌田。因以枋木為閘，故稱為“枋口堰”，唐時已有“廣濟渠”之名，元中統二年（1261年）修復后正式定名。
1600年，袁應泰就任河內令后，正逢懷慶府大旱，顆粒無收，當地百姓流離失所。面對如此嚴峻局面，袁應泰為民所思，親赴山地，考察水源，制訂引水解旱方案。在他看來，河內不僅有沁河、丹河環繞，還有濟水穿城而過，東漢時期就是寇恂支援劉秀前線作戰的糧草供應基地、大本營，且以“完富”著稱。可如今百姓仍要逃荒要飯，實屬意外。所以，他下定決心改變這一狀況。其實，廣濟渠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維護方法，但因渠首、渠道等諸多問題，始終未能從根本上得到有效解決。明代著名理學家、文學家、樂律學家、清官何塘在《重浚廣濟渠記》中講得非常清楚：“廣濟渠口地勢高仰，水流艱澀，故累至湮塞，雖歲加疏浚而終不流通，一遇亢旱則名為水田者悉為焦壤，百姓惶惶無所控訴。”
袁應泰再修廣濟渠，實為重新開山鑿洞，引水設堰，主要策略是再筑渠首，并提高渠首位置，也就是要在枋口上游鑿隧洞、引沁水，通過暗洞、暗閘等方式筑壩攔水，然后才是疏浚渠道。這樣既可保障水位居高而下、水流暢通，又可節約人力、物力，擴大灌溉面積。《大中華河南省地理志》記載：“明河內令袁應泰鑿廣濟渠，分二十四道堰，以通灌溉，最宜疏導。”
然而，修廣濟渠非易事，不僅需要大量人力，還需要源源不斷的物力、財力。為此，袁應泰一方面積極向朝廷爭取經費，另一方面自己拿出全部積畜，在河內購地約3公頃，雇佃戶耕種，將每年的收成用于修廣濟渠。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河內各地鄉紳紛紛響應，捐款籌資、出工出力，大力支援新渠建設。
實際上，修廣濟渠的最大困難還是技術問題。據《鑿山創河記》描述：山石質堅硬，操錘砸下，只是一個白點，工匠們就架火燒，燒燒鑿鑿，鑿鑿燒燒。而且，袁應秦采用“斗石換斗米”的辦法獎勵工匠，即每鑿下來一斗石塊獎勵一斗大米，就這仍不濟于事。
面對實際問題，袁應泰開始在民間尋找能工巧匠，以提高修渠速度。他聽聞牛存喜是個“仙人”，就登門拜訪，邀其為修廣濟渠效力。
牛存喜（1547年至1620年），字汝吉，號近菴，明懷慶府河內人，建造大師，號“巧匠”，其因解決河內天寧寺三圣塔在維護過程中的技術難題而名聲大噪，入《懷慶府志》。他受聘任用后，深入工地實地考察，并善于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通過反復研究、推算，發明了“穿地尋龍法”“量山探水法”以及“合閘蓄水”“吊閘放水”等先進方法，完美解決了開山鑿洞的技術難題，保障了施工質量和進度。
人正渠清利于民
功夫不負有心人，眾人拾柴火焰高。在袁應泰的帶領下，經過勞工及鄉民“三年如一日”的不懈奮斗，終于鑿山穿石，建成了自北而南，長130多米、寬約27米的輸水洞。后又經過兩年時間，在洞內修閘砌門，安裝鐵索滑車，最終修成了長約120公里的新渠。
袁應泰不貪功名、不慕虛榮，將新修成的河渠仍稱之為廣濟渠，但相對于舊渠來說，新渠幾乎是一條全新的河渠。實踐證明，袁應泰、牛存喜等人乃至普通民眾，都為這條新渠付出了巨大心血與艱辛勞動。《河南通志》記載：“有三年山上不告竣，誓不旋踵者；有面目黧黑，指墮膚裂或感病力疾猶無懈志者；有家有喪變及水災盜患，義不反顧者；有捐資以犒匠作，爭先成功者。”
為了保障新廣濟渠的正常運行，化解沿河民眾爭水、用水的矛盾，袁應泰制定并撰寫了《廣濟渠申詳條款》，這是一套集河道管理、用水分配、堤岸護理等比較全面的制度體系。最為突出的是，為了公平分配沿河水資源，袁應泰把廣濟渠的灌區分為大豐、太平、廣豐、永濟、興隆、永通等二十四堰，并強調：“水利關系民生，盜截侵奪，殊干法紀。況河內廣濟河渠，雖出濟境，久有編定水分，計月、日、時、刻挨次輪灌，上下通流，定制昭然……濟民之有利者，分五堰；河、孟、溫、武之有利者，分十九堰。每月兩輪，照號用水，必先武陟，次孟、溫，次河、濟，自下而上，俾狡惰者不得無功竊利，法至善也。”
二十四堰，在治河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明史》對袁應泰主持新修的廣濟渠及二十四堰都給予了高度評價：“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四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
袁應泰不僅是開山、挖洞、筑渠的專家型“河官”，也是造福一方的清官、廉官。為了解決廣濟渠水閘看護人員經費問題，袁應泰還大膽壓縮了河內縣衙中的五人職位，“改給閘夫工食”。任期內，袁應泰節衣縮食，安心立命，為治水、治縣嘔心瀝血，傾盡所有，“六年之內布衣素食，未聞有崇肉累帛之奉”。
在袁應泰帶領開挖新廣濟渠的同時，濟源縣令史紀言也率眾鑿山開河，新修永利渠。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新任河內縣令又在廣濟、永利二渠東再鑿洞開河，取名利豐渠。之后，濟源縣令又在利豐渠下修建大利河和小利河。從此，沁河出山流入平原后，就形成了“五龍分水”的磅礴氣勢。
袁應泰帶領俢建的廣濟渠不僅對當時的農田灌溉至關重要，對后世的水利發展也影響甚遠。道光五年（1825年），《河內縣志》對袁應泰也是尊崇有加，稱其為袁公：“自袁公應泰鑿山開洞而沁河分為廣濟……前賢成法，班班具在，風涓滴之潤，分陰之時，皆有定程，不可改易。”這對后來把河內打造成“中州奧區”創造了先天優勢，為穩定懷慶府農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代清官留青史
袁應泰因在河內任上修建廣濟渠有功，之后逐步升遷工部主事，起河南右參政，官至兵部侍郎。1621年4月，袁應泰奉命守衛遼陽，因不敵清軍，自焚殉國，殺身成仁，隨后被追封為兵部尚書。
袁應泰在遼東前線殉國的消息傳到懷慶府河內后，全城百姓為之悲痛，以不同形式進行悼念。次年，懷慶府廣濟渠河內灌區百姓自發組織捐款、捐物，在袁應泰生前經常考察并付之心血的廣濟渠渠首旁的石崖上開洞鑿石，修建了令人敬仰的袁公祠。山洞正中位置雕刻了袁應泰的石像，左右兩側的洞壁上則雕刻有其他修渠功臣的石像，專供懷慶府民眾敬奉懷念。洞口兩側還刻了一副對聯：“洞鑿太行引沁水百里咸資潤澤；河開廣濟溉民田萬年永賴生成。”洞口上方雕刻的四個大字“禹后一人”，足以表明他的功績。
清代懷慶知府沈榮昌對袁應泰的治河功勛非常尊崇，他上任后專門拜訪袁公祠，并作詩《謁袁公洞偕立齊大令》：“袁公疏鑿處，遺跡至今傳。駐馬疑無地，穿山自出泉。百年青史在，萬井綠云連。肖像巖扉里，殷勤囑后賢。”
同樣，清河內人范照藜（1755年至1837年），字乙青，號井亭，曾官任廣西平樂、臨桂、北流和安徽五河、廣德、定遠20余年。他在《勾漏山房詩》一書中，作詩《廣濟河渠贊袁公》：“五龍口畔鑿山通，廣濟渠成百世功，禹后一人非妄贊，萬家生佛仰袁公。”
總值班：程紅利 |
統 籌：曾琳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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